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哦,吃货!——兼谈记忆中的梧州河粉

 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就开始外出旅游,每到一处,除了探访自然风光,人文景色,还不忘搜索当地名吃。到了成都,除了品尝麻蓉汤圆,夫妻肺片,还专门到了破旧昏暗的陈麻婆老店(那时候还没有装修)点了一份名闻世上的麻婆豆腐。在北京前门的全聚德,两人就干掉了一整个烤鸭,加上那从大坛子里舀出来的散装二锅头,啊,实在惬意得很。在杭州,慕名到楼外楼品尝了西湖醋鱼,龙井虾仁,东坡肉,叫化鸡,酿莲藕和莼菜汤。在青岛,到专营饭店排队等候了半天,终于海喝了几大碗每天定时运至的青岛生啤。在普陀山,住在私人旅馆,为了尝鲜,还跑到菜市场买来一大堆螃蟹和大黄鱼,还有酒,然后让旅馆主人给我们加工,然后在院子里吃将起来,看得其他旅客饥肠辘辘,喉结大动,夺门而逃……。刚刚从文革中脱贫出来的八十年代,就这样给我留下许多味蕾的记忆。

  时至近年,我每到一处旅游,还是秉承着食以为天的人生哲学,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道地方美食。至今,我还念念不忘凤凰古城的烟熏老腊肉和丽江的排骨煲。

  尽管我已经是老梧州了,可是每次回来,和朋友们闲聊的时候,关心的事项还是少不了“梧州还有什么好吃的?”近来回梧州大多住丽港酒店,除了看中了酒店房间的宽敞舒适,更重要的,还是酒店后面那条美食街,炭烧生蚝,炭烧扇贝,万州烤鱼,蒜蓉佛手瓜苗,紫苏炒笋,应有尽有,叫人食指大动……。一次网聊中,在加国的蓝莓小姐给我冠了一个封号——吃货。实至名归,她如是说。

  开始,朋友介绍东堤河滩边大排档的田螺鸡煲,后来是河西旧电池厂附近的莲藕猪脚煲(很巨大的一盆),再后来是大中路口的笼仔记,醒醒田螺,烧鸭仔的豆渣卷,再再后来,阜民路的超记河粉!

  哦!河粉!在我的记忆中,除了冰泉豆浆,能常常让我一想起即涎液长流的,就是家乡梧州的汤河粉炒河粉了。然而,梧州冰泉豆浆是名声在外,梧州人去冰泉喝豆浆,一年到头顶多也就三两次。而梧州河粉,才是梧州人最钟爱,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的美食。人们早餐吃它,晚上宵夜,最受欢迎的,也是一碗艇仔粥,一碟干炒牛河。其他食物。吃多了都会生厌,唯独这梧州河粉,可以和梧州人一辈子长相厮守。

  梧州河粉之所以让人“食过返寻味”,是因为梧州河粉口感嫩滑而有韧劲,加上那鲜美的骨头汤。然而,好几次在超记吃粉,吃完之后总觉得并不是记忆中梧州河粉那个美好。首先,我觉得超记的粉汤过于味重,味道浊了那么一点,少了那么一点鲜。或许,我太挑剔了。第二,也是最重要的,是粉的品质问题。这不是超记的过错,是现在大多数梧州河粉的品质,不及从前。现在的河粉,太薄(其实河粉不是越薄越好,河粉和陈村粉还是有区别的),偏软偏烂,稍烫一下就断烂,有时候用筷子都夹不起来。更遑论梧州河粉该有的爽滑柔韧了。

  记得读小学的时候,妈妈给五分钱早餐费,和平路口的天然粉店就成了我早餐常去的地方。当然,还有离天然粉店几步之遥的宝汉肠粉店,再过隔壁还有馄饨面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天然粉店的汤河粉。那时候,粉店里有一架石磨,一老妪专职推磨加工河粉。我常常是一边在吃着汤河粉,一边看着她在那头弓着背,叽叽咕咕的推着石磨,看着那稠白的米浆汩汩的流淌,流到一个木桶里……。到后来,他们不再自己蒸河粉了,而是直接从河粉加工场进货,那弓背老妪也就不见了。

  大南路的河粉加工场,在那个年代应该是梧州唯一的河粉加工场吧。梧州人常常都会从家里端出一两斤米(甚至半斤,几两)到那里去换成河粉。“换粉”,成了梧州人生活中的常用词。一斤米可换得两斤半的河粉,加工费是七分钱,如果用粮票,两毛一。现在我们到店里吃粉面,还沿用着那个年代流传至今的换算方式。“一两粉”、“二两粉”,不是粉的重量,而是干米的重量。这“二两粉”应该是半斤河粉的重量了。有时候我们全家决定早餐吃河粉,多数是我去充当换粉的角色,我也很乐意当这个差——我,喜欢吃粉。我记得,还是读初小的我,清晨六点就起来,从米缸里称出一斤米(我还很小的时候,伯母就教会我怎么用称了),盛在一个深绿色的盆子里,然后双手端着盆子,从民主路去到大南路河粉加工场那里排队。回家的路上,往往会偷偷的撕下一片河粉塞进嘴里……。那时候,加工场的河粉还是折叠着整大块的卖,回家后还要切成条。后来加工场安装了切粉机,就方便多了。不过,没切开的也有其好处,可以裹上冬笋粒,豆角粒,叉烧粒,葱花,裹成三角形,再蒸一下,就是美味的梧州粉角了。不知道现在上茶楼,还有没有梧州粉角这道美食呢?

  记忆中,炒河粉要数大东的最好吃。那是因为大东的专业炉灶火力够猛,自己在家烧木柴,怎么也炒不出那个境界。火力不够,时间太长,还会炒碎炒烂,溃不成军。

  然而,我记忆中最好吃的梧州河粉,是塘源横石角粉店的汤河粉。文革武斗时我曾随父亲住在玻璃厂的集体宿舍。有时候父亲会给我一毛钱到横石角吃粉。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的原因,横石角粉店卖的河粉,从来都是店家自己磨浆自己蒸制。他们用竹制平底大圆箕蒸河粉,蒸好了还要将整大块的河粉搭在竹竿上晾上一两个时辰,然后,再折叠起来切条备用。那种河粉,不是很薄,切条之后还稍呈瓦楞弧形(搭晾的时候表里收缩不一所致),可那个口感啊,那个嫩滑,那个柔韧,哎,不提也罢,一提起,心里就“罗罗挛(梧州话,“心发痒”的意思)!”我敢说我在别处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河粉了。那粉汤,更是一绝。那时候,横石角还很乡下,店家老实忠厚,熬猪骨牛骨汤从来真材实料。那香浓鲜美的粉汤,呷上一口,耳门子都“嗡”的一响。直到今天,我还清楚地记得横石角的河粉,还记得那盛河粉的绘有彩色公鸡的八角碗!

  梧州河粉已经输入了人们的记忆链中,在外地工作的梧州人回家探亲,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,头一件事,就是“落街吃一碗排骨腐竹粉”。仿佛,只有吃了一碗河粉,才能算回到梧州了;仿佛,回梧州不仅仅是探访亲友,还必须探访河粉;梧州河粉,仿佛成了梧州人的饮食胎记。好友麦子,娶了广州的娘子,生了广州的崽子,广州本是河粉的腹地,可是麦子每次携眷回梧,总要带全家吃上一顿梧州河粉,吃得妻小赞不绝口,吃得麦子无比自豪。

  梧州的河粉之令人如此“上瘾”,可以用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杀人(未遂)抢劫案加以反证。经历过文革的梧州人,一定会对此案记忆犹新。话说梧州郊区的一个小后生,长期觊觎着临近工厂水泵船上的看守员的手表,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实施了此案。此后生仔摸上了水泵船,用斧头砍杀熟睡中的看守员,第一斧没把人砍死,那看守员因为剧痛而挣扎,头偏过一边,昏死过去,而那个后生仔在黑暗中和慌乱中,继续猛砍那个枕头,直到把木枕头砍成两半。后生仔以为对方已经死了(其实只是昏迷,真命大),即卸下其手表,逃之夭夭。此案很快就告破。那后生仔也单纯得可以,没两天就戴上手表招摇过村,人赃俱获自不在话下。在市体委灯光球场的公审、斗争大会上,我看到人们质问其犯罪动机,后生仔的回答竟然是那么简单而深奥:“戴了手表,入城吃粉会得大碗冥。”“冥”,或“冥依”,梧州土话中,意为“一些,一点儿”。那厮杀人越货,只是为了“吃粉大碗冥!”真是“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”。

  天啊,梧州河粉,你竟能让人因你而犯罪!